My most favourate shot of the Pianist

梁文道: 臨終的思索 & 死亡的文明與孤獨

臨終的思索

事情不可說，就該沉默；例如死亡。 一個朋友死了，我們會有紀念他的衝動，我們討論他的事跡，回憶一段交往的經歷；我們寫文章談他生前的癖好，引人發噱的舉動，甚至是最後時光裏的疲憊、淡定與從容。然而，我們卻始終不能觸及那塊最核心的領域；我們無法直接談及他的死亡。並不是因為不被允許，而是他在臨終前的種種：光線逐漸暗淡，世界逐漸退隱，稀薄的呼吸成為最鮮明的感官印象，我們皆不得體會不可理解。死亡畢竟是一個人自己的事，而且沒有一個死者曾經回來告訴過我們它到底是怎麼回事。因此，死亡是最最孤寂的體驗。 《臨終者的孤寂》，社會學家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的垂老之作。第一次看見這本書，我才剛進大學沒多久，在夜裏的圖書館漫遊，於昏暗的書架上見到一本很薄的小冊子，紅色硬皮的書脊上印一行燙金的字：《The Loneliness of Dying》。多麼震撼的書名呀！彷彿能點亮一整櫃的書，於是我立刻把它取下來從頭讀起。那時我還不知誰是愛里亞斯，只曉得這本書的命運和它的名字一樣寂寞；從書後的借閱卡可知，在我之前只有一個讀者借過它。 終於，這部小書最近出了中文版，而且可能比英譯本更精細，譯者鄭義愷用譯註逐一指出德文原稿和英譯版的重大差別。這種認真的態度是必要的，因為愛里亞斯的確是一位大師。德國人諾伯特．愛里亞斯出生於1897年，只比韋伯小上一輩，幾乎與現代社會學同齡。因為戰禍和多舛的命運，他要等到六十五歲那年才重新回到學術界，而且還遠離核心，任教於非洲的迦納大學。一直等到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他早年的鉅著才從荷蘭開始，漸漸散播至歐洲各地。當他回歸歐洲，大家都用一種看待出土文物的方法看待他，沒人想像得到居然還有這麼一位被意外埋沒的學界傳奇。 《臨終者的孤寂》在德國修訂出版的時候，愛里亞斯已經是一位八十五歲的老人了，再過八年就要離開人世。他說：「人們在老年時會變得不若以往，我們經常不自覺地將這看作是偏離於社會常態的情況」。例如趕路的人群會不自覺地把擋在前面蹣跚而行的老者視為路障，希望盡快越過他，恢復自己「正常」的步速。似乎道路只屬於「正常」的青壯年人，而老人則該留在家裏，迴避大家的視線。衰老是種被壓抑的現象，不只老年人被社會放置在無用的零餘位置；個人的老化更是一種禁忌，所以我們才有這許多減緩身體衰老的方法與藥物。最近有一則美容產品的廣告，觸目驚心地用「呼吸也會使人變老」當主題，但它間接指出了一個根本事實：人確實會老；就在一呼一吸之間，生命邁向終點。 死，更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偏偏又是一個備受壓抑的題目。晚年的愛里亞斯並沒有藉老和死這個題目去回憶自己的坎坷經歷，《臨終者的孤寂》也不如它的名字那麼詩意。在這本從演講發展出來的小書裏，他仍然堅持思想家的本色，將死亡拉到悠遠的歷史與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中。他想要說明的，就是死亡的壓抑。 年關將屆，談死不太吉祥。可這不單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迷信，而是全世界「文明化」（愛里亞斯的關鍵概念）的結果。其實何止過年的時候不要說出「死」這個字，現代社會根本早就把死排除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外了。一個現代人有多少接觸死亡的機會呢？好端端地，我們不會看見屍體；關於死亡，我們總把它想像成一家乾淨明亮的醫院，空氣中瀰漫消毒藥水的氣味，小几上一瓶待放的鮮花，床上一位病人……。正是在這種情況底下，愛里亞斯認為死亡不見了，一個臨終者走得份外孤寂。 （壓抑死亡二之一） 死亡的文明與孤獨 以前的人不只在家裏幹活，連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也全在自家解決。許多年前，外公在河北農村的老家病逝。早在他臨終前大半個月，院子中間就已停了一口棺材，隨時待命；每個來探病的村民都摸過那具棺材，而且還連聲讚它做得好。到了裏屋，老人家病床前總是坐了一堆人，大家都能感到死亡的氣味越來越濃，可是仍然不忘喝茶嗑瓜子，互道家常。也許這就是前現代的死亡了，每個人都見過死亡，稀鬆平常，完全不覺得它是需要忌諱的特異事件。在臨終者跟前，也不需要放輕步伐降低音量，反正太陽還會照常升起。死亡的禁忌當然有，但死亡本身卻是看得見的；每一個小孩都是看屍體長大的，都不會不明白屍斑的顏色與肉身的僵硬。因此，法國年鑑學派中專治「心態史」的阿力耶斯（Philippe Aries）才會在《西方的死亡態度》得出如此結論：「古代對待死亡的態度是熟悉的、親密的、溫柔的，生死被當作一體來看待。這與我們的態度形成劇烈對比，死亡在我們身上激起恐懼，我們甚至不敢直呼其名了」。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畢生研究的主題是西方社會的「文明化」，就和韋伯用「理性化」去總結現代世界的演變一樣。其鉅著《文明化進程》是一部百科全書，從封建制度、交通秩序、用餐禮儀一直談到吐痰擤鼻涕，他在這一切課題上看見了文明化的力量。「在文明化過程之中，人類生活一切基本的、動物性的面向都比先前更全面更均勻也更分化地受到社會規則與個人良心的束縛」。於是，灑尿吐痰，求愛動怒等一切本能都「被羞怯感或拘束感掩蓋」。「這些面向則自社會生活退居幕後，即便不是如此，至少也跟公開的社會生活脫節了」。十五世紀的貴族會在國宴上用袖子擦抹油膩的嘴巴，十六世紀的男子一難過便會在大庭廣眾痛苦流涕。如今，我們的情緒和動物本能卻被嚴密地封鎖在最恰當最狹小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恥感範圍則不斷擴 大，對他人行為和反應的預測也越來越有把握。這當然是種進步。現代國家壟斷了一切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所以不必再怕出門遠行遇上強人，不必提防市場上的吵嘴變成決鬥。再加上醫學昌明，每個人的預期壽命延長了，生一窩小孩也不用準備夭折一半，甚至連死亡的痛苦都能減緩。所以躺在醫院壽終正寢是種正常的預期，往日常見的「橫死」反倒成了意外。問題只是人類對待臨終者的行為也變得「文明」了，「死亡正如其它的動物性面向，在這一文明化趨勢中益發成為社會生活的幕後過程，成為被掩蔽的形像」。人沒有那麼容易死了，臨死的肉體折磨也少了許多；可是臨終的孤寂卻越發強烈，因為這個文明化的歷程還沒有發展出應對臨終的適宜方式。不過我們卻把一個將死的人拋離出去，切斷他最正常的社會生活，隔絕 他最熟悉的人際網絡。他就這麼呆在一間了無生氣的病房，與一群陌生人朝夕共對。見得最多的不是親人，而是醫生；說得最多的不是家事，而是病況。那是一個突然而劇烈的轉變，甚至連語言的範圍都不一樣了。探望病人的親友常常不知該說甚麼才好，他們要不是空洞地鼓勵他勇敢，祝福他康復，就是在沉默中尋思逃離的時機。而以前的人，愛里亞斯認為他們都是熟悉死亡的人，因此有一套別具意義的儀式（包括儀式化的語言），也比我們更懂得與臨終者相處。社會學家愛里亞斯還簡單（甚至粗暴）地否定了四百年來的現代哲學，他批評現代哲學把人想像成一個內在封閉的小世界，老是試圖在獨立於外在的個人生命中尋找某種意義。「由此產生了一個自我形像的扭曲，彷彿他是完全自主的存在。這也許反映了真正的、強 烈的孤寂感」。如果「意義」要用語言說明表述，而語言又必然是社會溝通的產物，那又怎麼可能會有「一個人」的生命意義這種東西呢？偏偏現代的臨終者相信自己「獨一無二的回憶，只有他才了解的情緒和體驗，還有他本人的知識和夢想」都將隨他而去。別人不懂得對他說話，他也無法恰當表白自己；就連恐懼，有時候他也不敢公然齒。然後，某一個夜晚，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他走了，一個小世界就此終結。這就是臨終者的孤寂。